餘世存談閱讀：不要只追求片面的深刻或深刻的片面
文｜《中國企業家》記者 李豔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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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周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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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圖攝影｜安妮
在當代漢語文化研究領域，提到“時間和節氣”，餘世存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
“世界讀書日是在暮春時節，正好穀雨節氣剛剛到來，（所謂）‘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4月23日，在《中國企業家》雜誌主辦的“世界讀書日”活動上，知名學者、詩人餘世存先生現身，並作了“抄書、讀書與昨日的世界”的主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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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書”是餘世存推薦給現場觀衆們的讀書妙招。這個習慣最早要追溯到二三十年前他的大學時代。後來，他出版了一本書，名叫《非常道》。“這本書其實是我抄書的結果。”餘世存說，“我抄過很多卡片，後來當我思考怎麼處理這些卡片時，發現它們可以編成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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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世存，湖北隨州人，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現年54歲的他，致力於研究中國人的“時間文化”，曾出版“時間三部曲”——《大時間：重新發現易經》《時間之書：餘世存說二十四節氣》《節日之書：餘世存說中國傳統節日》。其著作多次獲文津圖書獎，尤其在中國古代文化和思想史領域具有廣泛影響，他本人亦被稱爲“當代中國最富有思想衝擊力、最具有歷史使命感和知識分子氣質的思想者之一”。
以下爲餘世存先生分享要點：
1.從80年代以來，一代中國人對傳統文化的認知還處於一種隔膜狀態，自認爲對傳統文化有判斷力。這其實是現代人站在現代立場上的一種高高在上的優越感，好像我們可以去審判前人，可以去審判傳統。
2.我在90年代中後期，幾乎每一年的冬天都抑鬱得要死，但是一到春天，我把莊子再讀一遍、翻一遍的時候，一下就覺得生髮起來了，覺得自己被打開了，而且一下子覺得自己曾經懷疑的、質疑的文化以及語言是有意義的。
3.任何一種語言，只要是你的母語給予你的，都可以讓你安家，讓你找到歸宿。所以我們不應質疑自己的語言。我們很多人坐在這裡，不需要我們這些人去註解另外一個了不起的人，而是說我們這些人坐在這個地方，我們相互之間就構成了一種意義。
4.對於睽卦，中國的先哲還曾給出一個很好的解釋，叫“君子以同而異”，意思是說要在相同之間看見差異，在差異之中看見相同。這纔是閱讀的真諦，而不是隻去追求一個片面的深刻，或追求深刻的片面，只看到它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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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爲餘世存先生的現場分享實錄（未經本人審閱，有刪減）：
很高興在世界讀書日這天，跟大家分享我的“抄書、讀書和昨日的世界”，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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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世界讀書日，我大概在10年前研究中國易經文化的時候，就有個意外發現。
世界讀書日，4月23號是一個什麼日子？我用中國人的一個重要文化元素——陰陽這兩個符號，將日期排列組合，組合到4月23號，你們猜，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居然是火澤睽卦。睽卦是什麼意思？就是睽視、就是左顧右盼。我沒想到一個古老的陰陽文化，它的排列組合居然跟現代的節日有相印證的地方。這是讓我特別吃驚的。
我們還看到，世界讀書日是在暮春時節。正好穀雨節氣剛剛到來，（所謂）“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對於春天，過去的中國人會有一種迎春、送春、見春的習俗。那麼在暮春時節，我們怎麼送別春天？古人有很多種儀式，比如說王羲之有王羲之的儀式，所以他能夠寫下《蘭亭集序》；孔子有孔子的儀式，他和他的弟子們在一起訴說人生理想的時候，他的弟子說，“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就特別讚歎這種生活方式，覺得這纔是一個理想的生活。像他那樣如喪家之犬一樣周遊列國，整天看別人臉色，他可能覺得那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一種。他更理想的生活或許還是暮春時節，跟他的弟子們一起享受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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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是中國人的一種對春天的感覺。包括我們剛纔講的王羲之，他的兒子王獻之還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意思是說，在暮春時節，你看這山川大地好像在誘惑你，向你招手，讓你去看他。你真的是左顧右盼，顧不過來。
我在研究易經文化的時候，發現它跟世界、跟中國人的時間元素、跟現代的閱讀有密切關聯。這是我的一個理解。我要先跟大家分享，我爲什麼回到了中國的時間當中來，這源自我的閱歷。大家一看我的履歷，就知道我是屬於哪類人。我們現在看一個朋友的履歷，基本上可以判斷，他受的教育是一個什麼樣子，他所處的時代是一個什麼樣的環境，就能理解他的關切點。
比如，把我放到80年代的大學生活中。大家都知道80年代是一個文化熱、方法論熱的時代，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受現代主義的影響很深，受科學的影響很深。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對中國文化，特別是傳統中國文化，基本上是敬而遠之。
怎麼講？用現在的話來說，是一種有點優越感的，有點高高在上的那種東西。我們認爲我們是現代的，而現代就代表着偉光正，代表着有審判力，所以可以審判我們的傳統文化。我覺得這是80年代以來幾代中國人的心理。比如對於傳統文化的看法，首先不管你是誰、我讀沒讀過你、有沒有讀懂你，但我可以審查你，說你有糟粕也有精華，所以會說“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是我們對傳統文化的一個看法，好像我們還認爲，這個看法特辯證。
所以從80年代以來，一代中國人對傳統文化其實還處於一種隔膜狀態，我們很有優越感，自認爲對傳統文化有判斷力。包括現在，我經常看到朋友圈，包括網友們在爲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爭來爭去的時候，我就覺得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就想到了我們年輕的時候，一說起中國的中醫、傳統武術，還有我剛纔說的易經文化，馬上會引起另外一批人情緒激烈的反應。對吧？這其實就是現代人站在一個現代立場上的一種優越感，一種高高在上的感覺，好像我們可以去審判前人，可以去審判我們的傳統。這其實也是我曾經走過的道路，就是我想跟大家講的“昨日的世界”。
但是我在大學畢業後的一段時間，也跟現在的年輕人一樣，陷入兩種不太好的狀態。一種狀態，用當年的心理學的話講，叫幽閉恐懼，是一種獨處狀態下的幽閉恐懼，還有一個是荒漠恐懼。這兩個狀態恰好可以對應當下年輕人口中的躺平和迷茫。所以我一直覺得，現在年輕人所經歷的這種時代的狀況，跟任何一個時代的人所處的狀況大同小異，或者叫異質同構。
當時我也處於這樣的焦慮迷茫、甚至一種擺爛狀態中。但我覺得，作爲一個北大出來的人，還是不應甘於沉淪，要找點出路，怎麼辦？那個時候就覺得，我在大學學的那些東西，那些理論也好，那些現代派大師們給予我的薰陶也好，都還是不太管用。所以找出路的時候，就找到了中國的經典。
我跟很多朋友都傾訴過，我說我找到了莊子。我在90年代中後期，幾乎每一年的冬天都抑鬱得要死，但是一到春天，我去把莊子再讀一遍，翻一遍的時候，一下就覺得生髮起來了，覺得自己被打開了，而且一下子覺得自己曾經懷疑的、質疑的文化以及語言是有意義的。
比如我們的母語，漢語，我跟很多朋友講過，很多人對我們自己的母語產生了質疑，認爲這個語言不夠有效，不夠有質量，不夠安身立命，所以很多人尤其是年輕人都願意去學習其他語言，在其他語言給予的世界中，他認爲他找到了意義，找到了歸宿，找到了認同。我覺得這個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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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不久還遇到一個80後中國女子帆船環球航海第一人，她說，當她航行到赤道附近的時候，突然想到：如果我是這個島上的居民，我就出生在這個島上，那麼我的語言就不是漢語，我說的就不是中文，那麼我肯定是另一個世界。在那個世界裡面，我是不是能安身立命？
回答是肯定的。也就是說，任何一種語言，任何一種只要是你的母語給予你的，都可以讓你安家，讓你找到歸宿。所以我們不應質疑自己的語言。而我當年質疑的時候，因爲很碰巧我遇到了莊子，我用我讀過的西方現代文學標準——在我看來是頂級的標準，打量我們的莊子，我發現莊子跟他們在一起，不僅毫不遜色，甚至是高於很多現代派的作家。
那時候，我就對我們的語言有了極大的信心。我說，真正糟糕的是我們自己，而不應該懷疑自己的經典，自家的傳統文化。所以從90年代中後期開始，我的閱讀開始回到了中國，回到了中國的經典。2005年我出版了一本書叫《非常道》，這本書其實是我抄書的結果。我抄過很多卡片，後來當我思考怎麼處理這些卡片的時候，發現它們可以編成書了。
我本來雄心勃勃，想寫一本理論書，抄卡片只是給理論做註解。沒想到抄完書後發現，根本不需要我來寫理論書了，這些卡片本身它就已經在一起，生成了意義。就像我們很多人坐在這裡，不需要再去註解另外一個了不起的人，而是說我們這些人坐在這個地方，我們相互之間就構成了一種意義。
當時，這是我寫卡片的一個特別大的感受，所以就把我的卡片整理一下，交給了出版機構，後來成就了《非常道》這本暢銷書，那是在2005年。如果回到那個時代，會發現中國所有的媒體，無論是報紙雜誌還是網絡，都沒有用段子體，是我的《非常道》開創了當代漢語的段子體。說起來，這也只不過是我抄卡片無意中抄出來的一個結果。所以我說，抄書很有意思，給我抄了一本暢銷書出來。
說到抄書，我還要往前追溯，我什麼時候有了這種讀書習慣的。大學剛畢業時我認識一個人，他是廣西的，初中沒畢業就跑到北京來，因爲家裡太窮，沒有讀書。但這個初中生的舊體詩寫得特別好，所以他就用他的舊體詩，敲開了很多北京文化名家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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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葉嘉瑩先生、錢鍾書先生這些傳統文化或國學深厚的名家，這位初中生都跟他們打過交道。後來他跑到我們北大中文系去聽課，又跟我們中文系的同學成了朋友，那個時候很多人都看不上他，覺得一個初中生居然來跟我們談學論道，沒有人理他。他的生活特別艱苦，基本上在食堂裡面打四兩飯，然後到我們宿舍裡面要一壺開水，用開水一泡飯就呼啦啦吃下去，然後就去讀書。
80年代的我們在大學生活，艱苦程度沒有像他這樣的，那個時候我可能對他比較好，所以他對我特別感激，我們就交流多一點，會跟我說今天又見到哪個名人了、明天又要見哪個名人了。當時他見錢鍾書先生也好，見葉嘉瑩先生也好，我沒有跟去，我大學快畢業時，他說，我今天要去見舒蕪先生，你乾脆跟我一起去，所以我就是跟着一個初中生去了舒先生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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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先生是一個80年代比較知名的雜文大家。後來我經常去舒先生家，跟先生打交道比較多，通訊也比較多，舒先生就教了我很多關於東西方文化的比較方法，比如說他看到我們特別喜歡讀西方現代派文學的書，有時就會暗示或提醒，其實當代人的書或中國的書，也有很多可以讀的。
那個時候我說，您雖然德高望重，但畢竟只是一個寫雜文的，怎麼能對西方文化這麼看？他就會呵呵一笑，說他年輕的時候，對黑格爾、康德這些西方的哲學美學一點也不陌生，他還給我看他年輕的時候寫的那些論文，我一看，非常震驚，他在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寫的論文水平，我們80年代的大學生還寫不了，而且確實是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很深。
就是這麼一個人，後來寫雜文寫得那麼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其實這就是我要學習的。因爲我們80年代的文字以晦澀著稱，我們講的話，寫的文章，句子越長越好，繞得別人越看不懂越好，通過這位先生我發現，人應該儘量講話講得明白一點，這是先生教給我的。
他教給我的還有一點，就是讀書應該記錄，做卡片。他說，好記性不如爛筆頭。錢鍾書先生的藏書也沒有多少，主要是靠他的讀書筆記和抄卡片，而且先生還給我看了他抄的卡片，類似於咱們現在用的那種五斗櫃，那個櫃子裡面全是他抄的卡片，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覺得，我也應該向這些前輩學者學習，來抄卡片。
於是，我在大學畢業後，2003年前後開始做卡片，至少上千張是有了，我把這些卡片編成了《非常道》。抄書是我受益終身的一件事兒，包括這兩年我跟大家分享讀書的過程中，我一直勸年輕人，包括勸那些跟孩子一起學習的家長，我說你們跟孩子一起讀書，也要自己去讀一本書，把這本書抄下來，抄熟，變成自己的。這樣跟孩子的交流纔是真正有意義的，否則，你跟孩子的交流是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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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幾年，我在北京生活，也是跟現在的年輕人一樣，很迷茫。找不到方向的時候，我覺得最好的辦法就是坐在書桌那兒，找一本書，慢慢抄下來，比如杜甫的詩，王維的詩，我抄過很多遍，老子的《道德經》也抄過很多遍。最有意思的是2009年，我抄《道德經》抄到第二遍的時候，還沒有抄完，我說我不用再抄了，我可以來寫老子的傳記了。
所以我在2009年夏天，就放下了抄卡片的事兒，開始寫老子的傳記，從夏天寫到秋天。我印象很清楚，在浙江臨安鄉下，我住朋友家，在竹林裡，基本上以一天兩張的速度，半個月之內，就把《老子傳》的27章初稿全部寫完了，寫得非常痛快，非常過癮。爲什麼能寫這麼快？儘管當時的網絡確實給了我們讀書寫作的便利，但主要是得益於我平時抄卡片的結果。
現在想一想，我出的書可能還比較多，但是數一數，《非常道》、《非常道2》、《人間世》，還有《老子傳》，這些書基本上都是抄卡片抄的，所以我這幾年跟人分享閱讀的時候總在說，除了讀書以外，還是要找到自己喜歡的書，去抄一遍。
當然，我們讀書中發現，如果一本書有個10來段，甚至有個三五段，令你記憶很深，我覺得都可以讀完之後，找出筆把它抄下來，這也是一個辦法。我覺得抄的多了，可能就屬於自己的了。我覺得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一個讀書習慣，或者說是老一輩人、前輩人的讀書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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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年輕人不一定這麼讀了，但是在世界閱讀日，我願意把這種讀書習慣跟大家分享，因爲它確實是有意義的，給了我很多益處，不僅僅是說他給了我一個功利性的好處，讓我寫了書。比如說我曾經跟朋友分享，我抄王維和杜甫詩集的時候，沒有任何功利，就是爲了喜歡而抄，抄的時候覺得自己很愉悅。所以我說抄書並不就是爲了功利，而是爲了自己的生活，哪怕就打發時間也好，我覺得抄書都是有意義的。
我還有一個要說的點，就是我的分享主題中提到的“昨日的世界”這個話，它不僅僅是指我以前看書的這個經歷，而且它本來就是一本書，所以我要談一下這本書。
這本書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是奧地利的一個著名作家茨威格寫的，是他的一本名著。茨威格在二戰中期，被迫流亡到南美洲的巴西，他的身世特別高貴，是一個秉持老歐洲文化的貴族紳士，看到了歐洲人互相打得不可開交，四分五裂，他非常絕望，非常悲觀，所以他在巴西雖然是一個旁觀者，但看着自己的歐洲故土戰火紛飛，他受不了，自殺了。
自殺之前，他就寫了這樣一部書，叫《昨日的世界》，副標題是“一個歐洲人的回憶”。他在回憶裡講了他所生活的那種時代，也就是一戰前的歐洲，以及一戰到二戰之間的歐洲，回憶得非常好，我覺得是一個自傳體加上時代禮讚的典範式作品，它在中國也有非常大的影響。
這本書在80年代的中國是我們的文化啓蒙書籍，可以說是一本經典，到現在爲止，它的翻譯版本都非常多，可見這本書在中國受歡迎的程度。這本書影響了幾代中國人。雖然我說茨威格是自殺而死的，但是他的書的調性一直是非常積極、非常樂觀、非常昂揚的。
他的作品，無論是小說還是傳記體，都很有意義，包括他有一本書叫《人類羣星閃耀時》，從他的書中，你可以看出他的才華和哲思是高度融合統一的，有點類似於我說的中國的莊子，既是哲學，也是文學，也是歷史，他已經達到了這樣的高度。他的書已經翻譯成了漢語，也變成了我們漢語文學的一部經典。一個作家，他的關懷只要到了一定的程度，一定會對各種語言都有一種極致的貢獻。
我要講這本書，爲什麼呢？我是在1992年讀到的這本書，我記得很清楚，這本書恰好就是我剛纔講的舒老先生推薦給我的。當時我去他家，跟他聊天的時候，他正好剛從三聯書店買到這本書。先生說這本書特別好，你應該看，不過他要先看。這本書對先生來說不是一本新書，他以前也看過，但是他說，他還要再看。過了一段時間，我又去他家，他就把這本書給我了，而且他看完之後，寫了一篇讀後感，很快在《讀書》雜誌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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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這本書拿回了家。拿走的時候，他就叮囑我，說這本書不要給別人看，因爲他在上面畫了很多槓槓，很多紅線黑線藍線，他用各種筆體畫了很多線。我翻開一看，果然是那樣的，就知道了他對這本書很熱愛，而且他看得很仔細。然後我就拿回了家，大概看了一個星期之後，我忽然發現，這本書丟了，我特別恐慌，特別恐懼。
那個時候，我住在北京一個學校的小房子裡，類似於現在的鐵皮屋，6平米不到，因爲我那個地兒也沒人去，就特別奇怪，我當時找遍了，但是那本書確實是丟了，我很沮喪，就給舒先生寫了一封非常誠懇的道歉信。後來他女兒說，先生接到我的信之後，一個星期都不說話，也沒有理我，不給我回信。平時他對我這個後生晚輩特別熱情，我只要寫信，他一定會回信的，可是餘世存把他的心愛之物搞丟了，就特別遺憾，我自己也很沮喪。後來，舒先生還是原諒了我，我還是經常去他家，他也把這個事放一邊了。他就覺得，一個讀書人不應該這麼粗心大意。
後來，謎底揭開了。原來是我二姐夫跑來北京，在我6平米的鐵皮屋裡，待了小半天，臨走時順走了這本書。他也愛看書，等我過年回家時知道了這個事。我說不行，你必須把這本書還給我，我就去他家要，發現這本書已經翻爛了。這本書經過舒先生之手，又經過我讀了一遍，又經過我二姐夫讀，已經變成麻花了，確實是一本”爛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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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也很符合《中國企業家》雜誌這次的活動主題。一說到“增加生命厚度”的時候，我立馬就想到這本書，立馬想到任何書只要你多讀幾遍，它一定會增加厚度，特別有意思。所以我後來又跟舒先生解釋了這個事，他說，沒想到你姐夫也是個愛書之人，那就算了，至少這本書沒有浪費，還是到了願意讀的人手裡。
我要說茨威格這本書，還有一個意義，就是茨威格在書裡把二戰前的歐洲歷史過了一遍，有很多情節，很多細節，我們的中國讀者都有印象。我前不久查閱時發現，茨威格說他羨慕一個老太太，因爲那個老太太已經80多歲了，少女時代的她見過歌德，他就特別驚訝，他說這已經是世界上僅有的被歌德這樣一個巨大精神個體的目光注視過的人，所以他一下就覺得，這個世界不一樣了，好像有了一種神聖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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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讀茨威格這本書時，其實就是1992年稍稍讀了一下，就對他的書的印象特別深了。我覺得一個時代，如果有很多的人在參與創造，特別是參與這種精神的創造，非常有意義，它一定能夠流傳下來，給我們後人一種滋養、一種啓迪。這其實是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昨日的世界》這本書的一個原因。
我也希望今天的中國人，能夠在我們這個時代，對我們的語言，有所成全，有所成就。“簡體中文”這些年在網上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詞彙，我相信，我們十幾億中國人一定能對我們的母語做出自己的當代性的貢獻，榮耀我們的語言。首先，他要從閱讀開始。
“世界讀書日”設定在暮春時節。我們都知道，春天對整個宇宙是一種開放式的，我覺得我們的閱讀應該也是一種全體開放式的，而不是有所限制，特別是對自己不要有所限制。這是我覺得人類文明把“世界讀書日”設在春天的啓示。包括我說了，從我們中國文化的陰陽元素來看，這個日子都是特別好的，是一個讓我們目不暇接、左顧右盼的日子。
對於睽卦，中國的先哲還曾給出一個很好的解釋，叫“君子以同而異”。意思是說，要在相同之間看見差異，在差異之中看見相同。這纔是閱讀的真諦，而不是隻去追求一個片面的深刻，或追求深刻的片面，只看到它的一面。這是我想跟大家說的。
